近一两年，我们这里已经发生了好几起作家因自己的作品被批评而将批评家送上法庭的事件。更有甚者，还有作家因此而胜诉，批评家却因指出作家的某一作品有缺憾而被判违法的事情发生。这在东西方批评史上恐怕都是划时代的。韩少功也许因此会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很显然，他是第一个将司法引进艺术鉴赏这块领地的作家。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也算损害韩大作家的名誉权，其实，我是由衷地赞赏作家们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的。但艺术的争论是不是一定需要法律的权杖呢？就像艺术不承认其具有真理性一样，我想，艺术也应该拒绝法律的公正。从某种意义上说，审美视野中的文学及其批评，都是与现实功利无关的独立的情感活动，不同的情感体验和判断，很难说就构成了对什么人的名誉的损害。即使是说一部作品“完全照搬”另一部作品，即使是针对某一作品有无独创性或原创性所作的判断，恐怕也还是单纯的文学批评上的判断，而与法律的或道德的判断毫无关系。所以，我是很希望看到作家或其他批评家对于某一批评的反批评的，文学的辩论恐怕要比法庭辩论更有利于文学的生长。
然而不幸的是，作家们还是越来越愿意让法律来做文学的裁判了，动不动就闹上法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想，这只能说明某些作家对自己和文学都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信心，而不可能有其他的理由。所以有时我们看到，作家们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真是表现得特别敏感，哪怕是很普通的批评，都可能引发某些作家神经质式的强烈反应。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如今已经成为文学界的一种默契，大家心照不宣，你好我好他也好，与文学界近来官司特多形成鲜明对照的，正是这种弥漫在文学天空里的庸俗和无聊。事实上，很少有作家能给我们留下坦然面对批评的印象。作家们变得越来越珍惜自己的羽毛，越来越自艾自怜，倒像是豆腐掉进灶坑里，吹不得也打不得。
事实上，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紧张的。尽管大家都承认批评是文学繁荣与进步的基本条件之一，但许多作家见到针对自己或针对自己某一作品的批评，仍然习惯性地把这看作是批评者对自己的伤害，而不大愿意考虑别人的批评是否包含着哪怕1％的合理性。实际上，有个别作家，甚至看不到别人的批评中所包含的合理性几乎达到了99％，而宁肯在那另外的1％上作文章。他们往往抓住文章中的个别词句，就大发其火，大动干戈，甚至不惜把自己扮成一副受迫害的苦相，把正常的批评争论变成法律诉讼。
说老实话，这些作家对待批评的心态是我至今不懂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作家的这颗心会变得如此脆弱。我想，作家自信力的丧失或削弱，是否和许多年来对作家或作品的批评往往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遭遇有关呢？也许是种种不幸的遭遇沉淀在作家的集体记忆中，终于使作家们成了惊弓之鸟，或者说得了批评恐惧症。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这种猜测有时使我对作家们抱有很大的同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倒希望患有较严重的迫害妄想症的作家，不妨去看看心理医生，也许会使自己的心理变得健康一些。
现在，“马桥之争”尚未尘埃落定，而《诗刊》是否“堕落”的诉讼过程又开始了。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作家和批评家能保持那种平等对话的的关系，不要变成那种不是吹鼓手就是讼敌的恶劣关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文学就不再是美好的，而变得索然寡味了。这恐怕是所有热爱文学的人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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